【南京日報6月15日】在數字化新浪潮沖擊下，全球發展要素并未扭轉向大都市集聚的發展勢頭。面對疫情沖擊與後疫情時代的發展轉型、共同富裕目标、人口老齡化挑戰、縣域城鎮化現狀等新形勢，坐擁蘇錫常、南京和徐州三大都市圈的江蘇，要優化都市圈發展模式，使其成為服務新發展格局的突破口和載體平台。
全球發展要素并未扭轉向大都市集聚發展勢頭
在數字化新浪潮沖擊下，全球發展要素并未扭轉向大都市集聚的發展勢頭。日本東京都市圈3728萬人口，占全國35.11%。日本的大東京地區、大阪神戶地區、名古屋地區創造的GDP占全日本70%左右。美國三大城市群（紐約地區、五大湖地區、大洛杉矶地區）所創造的GDP占全美國的60%—70%。2005—2017年，在全美創新産業經濟增長額中，波士頓、舊金山、聖荷塞、西雅圖、聖地亞哥五大“科技重鎮”占比超過90%。在歐洲，被奉為中小城市體系圭臬的德國，人口也同樣呈現出大城市集聚态勢。德國鄉村居民越來越老齡化，而城市人口越來越年輕化，柏林、漢堡等大城市的人口到2030年将增長10%，法蘭克福等城市的人口也呈現出持續的增長趨勢。
對中國而言，當前的都市圈發展，涉及多個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命題。一是都市圈是代表國家參與全球競争的重要平台；二是都市圈是當前産業鍊、供應鍊區域化重構的主要承載空間；三是實現新發展格局的重要突破口；四是優化城市體系，實現健康均衡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抓手，是實現共同富裕，以及城鄉一體化與省域一體化的重要抓手。
新形勢下江蘇都市圈要優化發展模式
江蘇都市圈發展規劃起步于“蘇錫常”，蘇錫常都市圈規劃是全國第一個都市圈發展規劃（2002年）。從總量數據看，蘇錫常都市圈2020年地區生産總值達到45529.1億元，是全國都市圈中經濟總量最大的。人均地區生産總值、外貿百強城市排名等數據表明，蘇錫常都市圈是參與國際國内經濟循環中最重要最強大的都市圈之一。南京都市圈發展規劃起步于2003年1月，江蘇省政府批準《南京都市圈規劃（2002-2020）》。2021年2月，南京都市圈成為我國第一個由國家發改委正式批複規劃的都市圈。近年來，随着強省會戰略的提出，加以南京創新型城市建設，南京都市圈正在成為江蘇“都市圈”發展中的政策焦點、第一引擎。徐州都市圈地跨蘇魯豫皖四省，是東部發展低谷區淮海經濟區的發展引擎。
蘇錫常都市圈、南京都市圈、徐州都市圈這三大都市圈帶動省域一體化，推動實現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總體而言，江蘇三大都市圈是市場化與工業化高水平支撐的都市圈，是高行政級别下功能提升型都市圈，也是欠發達地區樞紐帶動型都市圈。
面對疫情沖擊與後疫情時代的發展轉型、共同富裕目标、人口老齡化挑戰、縣域城鎮化現狀等新形勢，有必要對江蘇都市圈發展模式進行反思。
一是如何平衡行政推動與市場拉動問題。目前推行的省會首位度、地級市首位度戰略，層層加大行政資源配置力度，導緻縣域城鎮化處于市場力與政府力雙重困難境地，鄉村振興難有實質性提升。
二是如何推動縣域城鎮化？需要保持縣域發展的穩定性，嚴格限制“撤縣建區”，推動縣域發展特色化和融入大都市圈發展。
三是市場化、工業化與城市化的三螺旋結構，以城市活力應對人口老齡化挑戰與推進共同富裕目标，城市活力驅動力來源于市場力、政府力和社會力，最重要是推進深度市場化力量，以高水平制度性開放、高标準統一大市場、高質量金融與人力人才市場建設上推動城市活力建設。
四是江蘇都市圈發展如何積極響應國家戰略？新形勢下，國家戰略是實現“雙循環新格局”，都市圈應該成為突破口和主要實施落地的載體平台。
都市圈優化發展，重點落實六方面任務目标
對江蘇而言，轉變都市圈發展模式，推動都市圈優化發展，要重點落實六個方面任務和目标。一是堅持深度市場化、高度國際化，持續推動動力結構優化。二是尊重政府推力和市場拉力發展規律，推進各類城市城鎮公平競争、優勢塑造和發揮，大力破除“省會首位度”與“地級市首位度”提升的行政性資源配置力量，消除扭曲城市結構性不均衡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三是在城鄉一體化與省域一體化中實現共同富裕目标。四是高标準統一大市場建設，推動雙循環新格局的建立。五是創新驅動，建設活力都市圈。實現遠域驅動，強化都市圈對全球生産要素的強大吸管效應，建成全球高端制造業和高端服務業基地。六是近域聯動，增強縣域城鎮化健康可持續發展，提升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共建共享效率。
具體說來，推動都市圈優化發展，首先，将新發展理念作為都市圈發展的根本遵循。充分汲取現有都市圈發展存在的盲目畫圈和擴圈教訓，未來在推動江蘇都市圈發展過程中應科學考量空間尺度背後的空間、生态、山水格局和文化脈絡。推動超大特大城市轉變發展方式，合理控制人口密度，疏解非核心功能，完善郊區新城功能，促進多中心、多層級、組團式發展。發揮中心城市輻射作用，更好地帶動周邊城鎮聯動發展，積極推動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産業分工協同協作、公共服務共建共享、生态環境共保共治、建立健全同城化協調發展機制和成本共擔利益共享機制，促進大中小城市協調發展。
其次，将中小城市作為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載體。充分發揮江蘇中小城市的曆史發展優勢，加快要素流動和開放合作，加快數字化轉型和優勢提升，積極探索具有江蘇特色的中小城市“專精強美”發展路徑。根據不同中小城市的類型和特點，采取差異化的發展戰略，更多地聚集人口、資源、産業、環境等發展要素，推動中小城市成為農村人口向城鎮流動的主要載體，地方經濟走特色之路的重要平台，實現生産、生活、生态合理配置的适宜單元。
再次，将宜生宜育作為城市可持續發展的首要因素。政府應加大宣傳力度，弘揚正面的婚姻觀、家庭觀，加強對青年的婚戀引導和教育；加強對生育扶持政策的宣傳普及。借鑒國際經驗，通過對高收入人群增加育兒假或減稅、對低收入人群增加現金補貼、允許育兒假在父母間分配等措施，幫助家庭充分利用政策來減輕育兒壓力。鼓勵動員企業、社會力量參與到構建托兒體系、就業培訓、完善各種保障等，配合完善住房及教育等民生政策。
第四，将持續創新作為第一動力。在實體經濟領域，加快産業轉型升級，突破低端出口傳統模式，大力培育“鍊主”企業，發展壯大中小企業，着力打造戰略性新興産業集群和先進制造業集群。同時，将數字經濟作為轉型發展關鍵增量，持續優化營商環境，全面推進産業數字化、數字産業化等新經濟業态，推動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容納創新主體自由生長、創新活動持續湧現的創新生态。
（作者包卿為江蘇長江産業經濟研究院無錫研究中心副主任，浦徐進為江蘇長江産業經濟研究院無錫研究中心主任、江南大學商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本文來源于：南京日報
原文鍊接：http://www.njdaily.cn/news/2022/0615/446368934828658016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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